其大体表现，一为公然和极端地践踏道德（当然也包括国家法），如不守信以至杀熟，贪污贿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性关系混乱，遗弃亲人。

（三）专门含义 专门含义论点的基本含义是：如果法律规定所用的是专门语词或词组，或者具有专门含义的普通语词或词组，那么就应该从专门含义的角度进行解释。"一字不漏"规则的运用同样不应过于刻板。

我国旧刑法（1987年）流氓罪法条规定流氓是指聚众斗殴、侮辱妇女以及其他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在解释语词含义时，出现专门含义与普通含义两种理解的，就是所谓"普通含义论点与专门含义论点的冲突"。2、如果不将贴现解释为付款，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对违法票据贴现造成重大损失的严重违法行为，刑法修订前以玩忽职守罪处理，按照1997年刑法可定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被告称因其生意亏损严重，无力履行生效判决。如果法规调整的是有关特定的行业、交易或事物，而其文字的使用采用了每个熟悉该行业、交易或事务者所知道并理解的这些文字的特定含义，那么，这些文字必须解释成这种特定含义，尽管它可能还用于文字的普遍的通常含义。

否则，应以普通含义解释，专门含义不得无条件地消解或取代普通含义。文载刘星：《语境中的法学与法律·民主的一个叙事立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1-93页。[5]从各种版本的法理学教材中对法学研究方法的陈列中可见一斑。

其实，当一种事件和行为一旦能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时，它自身就是法律调整的内容。只要做个随机的社会实证调查，问问人们对法律印象便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对规范分析而言，它一般不具有分析价值，但当人的自然需要、一定的社会习俗被纳入制度事实中时，也就成了规范分析的对象。在此意义上，尽管规范实证方法是人们完全可以反思和批评的，是需要继续深化和细化的，但这种实证方法对法学而言是不可替代的。

[9]例如富勒强调法律的道德性，坚信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特别关注研究法律的内在道德即程序的自然法问题。在规范分析中，特别是规范实证的内容，首先从认知规范事实的内容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对规范事实加工、归纳、整理、提升，发现规范事实中的普遍性因素，总结、提升为有关规范的法理。

法律规范作为一种事实，并且是人造的事实，决不会像人们预设的那样，完全按照法律制定者的旨意而展开。事实上，前文的分析也表明，法律本身存在的双重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决定了规范分析方法必然在两个层面上展开。而学术分工的一个必然逻辑要求是：一方面，将一定的研究对象纳入一定的学科框架中，另一方面，根据一定对象来抽取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规范分析的对象，集中体现在制度事实上。

所以，对法律规则和裁判事实，规范分析应格外予以关注。[7]下面，我将从分析盛行在法学领域中的三种实证方法入手，进一步说明什么是规范分析方法以及这种方法何以是法学中最基本的方法和法学独有的方法。至于在判例法世界，法律的产生往往是法官造法的产物，判例法本身因为针对个案进行，故最容易将个案的实质要求和正当程序结合起来，实现实质合理与形式合理的较好结合。而在代议制立法中，议事规则的形式理性，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议员们能够畅所欲言，在辩驳、交涉、妥协中实现某种实质合理。

这些要素构成了规范分析的对象。我认为这仍然属于规范分析方法的范畴。

第二种对法律的规范实证，是在第一种规范实证的基础之上，在法律知识的既有基础上，对法律进行精深加工，提升法律的规范命题，创造法律知识的学术基础和概念根据。在一定意义上讲，完全可说一定的对象产生一定的方法。

裁判事实总是针对纠纷事实而展开的。由上述研究对象方面所呈现的问题，可进一步在第二个路向上，即从学术分工的角度反思，为什么中国法学自身的方法会缺席。但同样遗憾的是，对发蒙于民法学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学说，法理学做了毫无创意的拿来工作，其他法学学科也是一样。被法律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典故是：首开近代西方大学教育先河的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最早所设立的专业便是以讲授罗马法为主的法学专业。众所周知，在西方近代法学的初萌期，法学主要是以注释罗马法为核心的所谓法律注释体系，这就是著名的注释法学派。可以说，共和国成立以来，其前期（1980年代以前）法制建设所呈现的基本状态是：法律被政策、被领袖个人意志所架空，是非常典型的权治—它根本达不到所谓贤人治国理政的那种人治的水平。

退一步讲，即使能够，也仅仅是在法律既定的逻辑秩序体系中的发现和创造。[3]关于权治与人治的界分，参见谢晖：《法治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以下。

所以，寻求法律规范字面意义的实证工作，并非毫无知识含量，它自身也在创造、积累着知识。如当南极被有关国际法确定为全人类的财产时，即使人类尚未登陆南极，南极也获得了法律调整的意义，也成为法律事实。

其次，规范分析方法中的社会实证，概而言之，关注的是法律的调整与效果问题。其实，所有法律方法都是在法定的逻辑秩序与其实践秩序间出现冲突时产生的。

这些新问题，其实就是对规范解释或规范实证的方法问题。但第二种路向上的法律社会学，则不但是法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是规范分析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大概每位法学研习者都会有如下感受：法学者们似乎只会借助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分析法学问题。这里，我将集中讨论一下规范分析方法的对象问题。

[3]其后期（1980年代以后）法制建设所呈现的基本状态是：有法律而无法治。这一事实，可以称之为制度事实。

其实，形式合法性本身和理性紧密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它也表明了一种价值追求。法律的实践尽管属于法律社会学固有的领地，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法律既定的逻辑秩序及其价值和法律的实践秩序及其价值间的冲突。

在我看来，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实证，本来是规范分析的内容。因为，以法律为基本前提的人类制度，本身是理性逻辑的结果，是人类知识认知的结果。

诸如对权利冲突问题，究竟如何处理？有法律规定时固然好办，但没法律规定时怎么办呢？这就须借助规范实证所创造的方法以克服法律本身的一些弊端。自那时起，法学专业就是和神学、医学、文学比肩的四大专业之一。但即使纯粹法学的主张者，也无法彻底抛弃为法律设定一种基本价值的理想。这是站在以法律关系为核心的法学叙事模式基础上的。

没有对规范事实的规范实证，其他规范分析范围内的实证—价值实证、社会实证就在学理上无从展开，在学理上缺乏针对性。尽管这种在概念基础之上寻求逻辑证成的法学理论，遭到耶林的激烈批评，并且至今规范实证的路数，仍然遭遇价值实证和社会实证者的批判、质疑、揶偷、甚至鄙薄，[14]但规范实证并未因此一蹶不振。

人类创造了法律，但法律同时也给人类带来麻烦—法律并不总是带来便利的，它有时候反倒让人们的交往行为变得繁琐、复杂。显然，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实证基于对当下法律的完善、修葺而展开，而不是另起炉灶，寻求当下法律治理的替代方案。

纠纷事实及其救济过程，事实上反映着在法律调整下的秩序冲突问题，也集中表现着法律对社会事实的调整方式和调整能力。另一个层面则针对规范运行的司法效果，这正是法律方法展示力量的地方。